(一)国家设置议程与公众反映形成议程的互动控制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1972年发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口头宣讲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快、容易抵达，易于沟通和交流，在需要快速效果的特定情形下口头宣讲往往是首要选择，而辅以文字资料可以进一步巩固传播效果。从目的性转向过程性，从欣赏性转向参与性，[25]P221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自媒体、社交媒体既为公众表达提供了便捷的平台，又激发了其主动发声的欲望，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法治议题如几起涉正当防卫的案件，都是公众在社交媒体主动曝光，引起关注形成议程，进而被广泛地传播和讨论，公众在其中即以传播者的角色起着反映形成议程的作用。

此时的法治传播就不仅要关注与法律制度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法律现象和法制问题，同时注重对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的阐发，注重对法的价值追求的体现以及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维护[14]P4，其价值取向就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内在价值与要求，是与人治相对的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载有：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桑德斯解释为媒体进行选择的原则，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无论官方话语还是媒体框架，其法治传播的效果都离不开受众的参与，因为只有人人参与的法治，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才能化为日常的行为方式，形成法治文化，进而逐步实现全社会的法治化。电子媒介的纵深发展进一步使现实中的时间、空间、资源、条件等传统壁垒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和交流的欲望空前解放，[7]长期的普法教育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权利意识，立法、司法、执法等法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关注，相当多的热点事件都跟法治有关。

电视法治栏目也从无到有，并逐渐增多。人们在话语的互动中形成了公共舆论并发挥作用。法典出现会引发静止社会及发展的停滞，这一论断也是英国法学家梅因反法典化观念的经典表述。

由于其属于对社会架构或社会关系的宏观分析，并没有考虑立法的细节、法律的表达方式、法律的结构体系等问题，只是讲出了法律在社会整体架构中的地位，难以开展对细节技术问题的考量。⑤法律法典化成为大陆法系法学研究的经典问题。邢钢：《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进程》，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一是把对制定法及习惯法等规范的汇编称为法典化。

法典本身并不能解决安定性问题。为了确保法治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此时就应当重点考虑维持法典的稳定性。

法典化所蕴含的思维是以简约的法律调整复杂的社会，以稳定的法律调整变化的社会。法典化建立在唯理主义的理论范式之上，但是这种理论范式的科学思维存在诸多问题，它扭曲了刑法立法和司法的互动关系。随着对法典认识的深入，学界对成文法的使用逐步减少，制定法代替了成文法。提取公因式又与归纳方法结合，使法律法典化方法更趋完善。

因为法典的基本属性就是不能进行及时废立改。3.法典化渴望法的安定性 法典之典关键在于安定。这一理论奠基于对社会架构的假定，是分析社会的常用框架。因此，英国虽然出现了不少制定法，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司法造法的发展模式。

毕竟，法典的辉煌也只有通过阐释运用才能显现。(一)再法典化热潮 进入21世纪后，诸多重要学科对法典化的呼声不断。

再法典化，既需要重温法治对法典化的基本要求，也要分析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刑法学者也意识到，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对于1997年刑法典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丧失了伴随社会需要进行伸缩之力量。《法国民法典》的颁布把法典编纂理性推向了巅峰。法律一般性有对规范和文本两个方面的要求。(55)法典的核心作用在于提供思维指引和行为判断标准。社会稳定是法律安定的基础。解法典化的过程，恰恰是希望还原人在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将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理念融入到市民社会的具体运行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公私法之间的规范碰撞。

(33)同前注⑤，石佳友文。专门的私法编纂，为民法首先法典化奠定了基础。

是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简约为针对一般人、一类事物、行为的调整。为某一法典的创制做出贡献成为学术荣耀。

法典是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立法筹划。(77)再法典化是对法律体系性的再建构。

(46)法典化对法律的塑造是有限的，法律、法典都不万能。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解法典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治理方式改进，使得法典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适应社会变化，因而出现单行法规以及法律变迁、解法典化、法典重构等命题不可避免。立法者拟制的法律，如果与社会不一致或与科学性相冲突，法律就要修改。编纂法典也是守成之策，朝代更替需要出台新的法典，以维持新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是对法律规范的类型归纳，具有反复使用性和效力对象的无差别性。民法与行政法、刑法与民法、行政法与民法、刑法与行政法等部门法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因而在法典形成之际，解法典化问题就已包含其中。

(79)同前注⑤，石佳友文。这是刑法立法史上的大事件，因为刑法修正案似乎已经成为当代立法机关修改刑法时采用的唯一形式，俨然标志着今后刑法修改的唯一途径就是刑法修正案。

正是从理解、阐释的角度，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等开展了对法律文本以及法典的解构。就传统法学研究看，法典化是法典编纂或法律汇编的替代词。

论理体的编纂是在模仿《法学阶梯》基础上，对法律概念、规范等进行排列组合。民法典体系建构便以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刑法典的塑造则基于犯罪构成理论。(24)法典化并不意味着毕其功于一役，还须为社会发展变迁留下空间。(48)同前注(38)，陆青文。

法典化兴起是实证主义或国家主义替代了自然法学派的普世主义。然而，再法典化能否作为克服法典缺陷的最优方法，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25)朱维究：《对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考——兼论行政法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统一》，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4期。再次，法典编纂的理性追求还表现为有支撑法典体系的核心概念。

(49)[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16)同前注⑥，玛丽亚·路易莎·穆里约文，载前注⑥，许章润主编书，第66页。